擅长研究白癜风的专家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18/5941620.html“道士塔”
凡是上过人教版旧教材高中语文课本的老师都清楚,在高中语文第三册有一篇名为《道士塔》的文章，作者是余秋雨。这篇文章写得极为震撼，然而在新版人教高中语文课本中却找不到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余秋雨的另一篇散文，叫做《都江堰》。
老实讲，《都江堰》这篇文章也写得极为精彩，但要是拿它和《道士塔》比较起来，我觉得还是《道士塔》写得更为震撼、更为深刻。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道士塔》在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却被删除。
为什么《道士塔》会被删除？难道《道士塔》这篇文章不如《都江堰》这篇文章写得好？不错，表面上看起来，一座“壮观”的都江堰看起来确乎要好过一座“破旧”的道士塔！但是有时候，这种“破旧”的东西并非就一定比“壮观”的东西更为浅薄！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道士塔》和《都江堰》哪一篇更应该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都江堰”一、《道士塔》记录了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悲剧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余秋雨《道士塔》
《道士塔》是余秋雨写的一篇著名散文，它记录了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悲剧。在世界“四大显学”当中，其中有一门叫做“敦煌学”的学术，它以研究“敦煌”及“藏经洞”为中心，旨在揭露并展示曾经无比辉煌的“敦煌文化史”。
按理说，“敦煌”因为地处中国甘肃，“敦煌文化”应该是中国的骄傲；然而，“敦煌学”却是一帮国外学者搞起来的一门学术，绝大部分的“敦煌文献”都已成为国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学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却要到国外去“拿钱借阅”中国的文献。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悲剧”和“耻辱”呢？
敦煌石窟的经卷如今藏在“大英博物馆”1.王圆箓:敦煌文化的最后一个“管家”。
清代末年，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士，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做了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主人。这个道士并非是真有什么“神通”才接管了敦煌石窟，他只是“逃难”到甘肃去的。余秋雨在《道士塔》中写道：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为什么说王圆箓当了莫高窟的家是一种“不幸”？王圆箓在掌管莫高窟的过程中，一共做了以下令人“异常痛心”的事：
①将洞窟里的珍贵壁画用石灰刷得“干干净净”，毁得“干干净净”，留给后世的只是“一片惨白”；②发现了满满一洞的经卷文物，然而都悉数“送给了老外”，包括匈牙利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所有关于敦煌文化的经卷、绘画、写本都被这个叫做“王圆箓”的道士以极少量的银元“卖给了老外”，这哪里是“卖”，这简直是“送”，是“骗”！正是因为这一点，余秋雨才把这个王圆箓道士称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才把道士塔的悲剧称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道士王圆箓唯一的一张照片2.清王朝:敦煌石窟的真正“罪人”。
当然，余秋雨也承认，“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对于一个因饥饿而流落他乡的农民，确实无法承受这“民族悲剧”之重。
真正的历史罪人，是腐朽无能没落的清王朝。王圆箓虽然无法识别洞窟经卷的珍贵价值，但是他也以他那“浅薄的良心”来努力保护莫高窟。据历史记载，王圆箓曾经请求各级官员出钱保护莫高窟，甚至还冒死向慈禧太后上书，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听取王道士的建议。
包括知县、道台、学政等中国官员都接到了来自王道士的消息，最后连“老佛爷”慈禧太后也收到了王道士的求助书信；然而，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以保全，谁还顾得上去保全那几个洞窟里的石像和经书？
在这些各级官员中，也有能够“掂出事情的分量”“懂得洞窟的价值”的官员，但是最终都因为拿不出“高昂的运费”而最终作罢，除了王道士拜访他们时带出来送给这些中国官员的少量经卷外，剩余的大部分经卷文献都最终落入到了外国人手中。
据有关文献记载，那些西方骗子来敦煌石窟骗取经卷的时候，手里竟都持有当地官员开具的“许可证”，甚至有的骗子还被官方派兵“保护”着前来。
面对这段历史，余秋雨悲痛地说“我好恨”，而我却只能“仰天一声叹息”！不错，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错步上前的小丑”，腐朽无能没落的清王朝，才是敦煌石窟真正的“罪人”！
“文化骗子”正在察看藏经洞里的经卷3.斯坦因:从沙漠来的“文化掠夺者”。
当清王朝无力承受保护文物的昂贵运费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产，不远万里，穿越沙漠，风餐露宿，朝中国甘肃的敦煌赶来。
据史书记载，西方的“文化骗子”前后四次来到敦煌，运走珍贵文献：
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赶到莫高窟，用了“四块马蹄银”（约两）换走了敦煌石窟中24大箱经卷，5箱织绣品和佛画。年7月，法国人“希伯和”又赶到敦煌，用白银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多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一共装了10个大车。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白银两骗买了敦煌石窟多卷写本和2尊唐塑。年，尝到甜头的“斯坦因”第二次来到甘肃敦煌，他用两白银骗买了5大箱、共计多卷经书、写本和绘画。
王道士以及骗过他的那些“西方来客”这些来自西方的骗子最终又回到了西方，不过，这次他们回到西方以后，却趾高气扬地当起了“学者”。可恨的是，他们还将自己的“文化掠夺”行为描述为“文化拯救”，俨然自己是一个“敦煌文化”的拯救者！
简直是无耻之极！可恨之极！
余秋雨以极为讽刺的语言写道：“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
简直是讽刺至极！悲痛至极！
文化骗子：斯坦因二、《都江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的最伟大工程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余秋雨《都江堰》
1.都江堰永久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余秋雨在《都江堰》这篇散文中，高度赞赏了都江堰的历史功绩。他认为，长城的社会公用早已废弛，然而都江堰至今都还在为百姓输送汩汩清流。
正因为有了都江堰，曾经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最终变成了富庶繁华的天府之国。作为一个至今受用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在余秋雨的眼中，都江堰穿越时空，造福千年；雄才大略，庇护一方；灵动朴实，默默奉献。都江堰的“历史气质”和“人文华章”，永远地注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这正是“都江堰”的伟大之处，0多年以来，一直发挥着濡养中华大地的作用，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都江堰都会像“母亲”一样“卑处一隅”，“只知贡献”。
都江堰远景2.都江堰的镇守者：李冰。
提到都江堰，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李冰。李冰，既是都江堰的建造者，也是都江堰的守护者。李冰，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年，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
四川平原成为“天府之国”，那是后来的故事。在此之前，四川平原不是闹水灾，就是闹旱灾，岷江水患，旱涝无常。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之后，就主持修建了这个举世罕见的巨大工程——都江堰。
到任之后，李冰并没有为了“大显官威”而宴请宾客。当他们来到蜀郡之后不久，李冰便带着他的儿子，悄悄地进入了岷江地带，对岷江的水情、地势进行了实地考察。
李冰对岷江进行实地考察的连环画最后，他们绘制出岷江的水系图谱和治理方案，总结出了极具经验的治水“三字经”和“八字真言”。李冰的治水“三字经”是指“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是指“遇弯截角，逢正抽心”。
至此，李冰父子带领着勤劳的川蜀人民修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将“滔滔洪水”变成“汩汩清流”，将“贫瘠洼地”变成“肥田沃土”，将“野黍荒草”变成“稻谷米粮”。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下了李冰的功劳：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司马迁《史记》
余秋雨写作《都江堰》，试图让人们在领略宏伟的都江堰之外，还要铭记那个都江堰的镇守者，他才是“历史的功臣”，“子孙的福星”！
传说中李冰建造的用来镇江的“石犀”3.“李冰式精魂”: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都江堰》这篇课文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李冰式精魂”的提出。余秋雨将李冰的“政治理念”称为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在古代，不少人的“为官之道”是所谓的“左右逢源”“前后算计”“上下打点”；然而，李冰的“为官之道”却异常晴朗可鉴：他所谓的“政治”的含义，就是“浚理”，就是“消灾”，就是“滋润”，就是“滋养”。
余秋雨说的“李冰式精魂”，其实就是一种为民造福、务实求真、淡泊名利、贴近苍生的政治理念。而这种政治理念，早该成为所有为官者的“初心”，然而，不知何年何月何日，这个“初心”已被人遗忘和抛弃！
余秋雨写作《都江堰》这篇文章，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唤醒“现代官场衮衮诸公”的“民本初心”：贴近大地，贴近苍生，为老百姓做点事实，帮老百姓解决现实需要！
李冰父子的雕像三、《道士塔》和《都江堰》比较，谁更应该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一）为何《道士塔》被从高中语文课本中删除，而《都江堰》能够入选新版高中语文教材？
没有人解释《道士塔》为何被从高中语文课本中删除，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道士塔》被删除之后，似乎为了“安慰”广大读者和师生，转而将余秋雨的另一篇文章《都江堰》选入了新版教材选修课文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或许从“文章内容”和“作者态度”中能找到一些答案。
1.《道士塔》记录的是一种“悲剧的历史”，而《都江堰》记录的是一种“荣耀的历史”。
一个是“道士塔”，一个是“都江堰”；一个是“破旧不堪”，一个是“宏伟壮观”。很显然，从这两篇文章所记载的“古迹”对象看来，《都江堰》似乎更受编者欢迎。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省去了很多原本意义非凡的细节。人们总是追求对中国文化的“炫示”，而逐步减少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像《道士塔》这样的记录“悲剧历史”的文章，就被编者悄悄地删除；而像《都江堰》这样的记录“荣耀历史”的文章，则被立即选出来反复宣扬。
敦煌莫高窟2.《道士塔》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都江堰》则持一种“启发的态度”。
从作者的态度立场角度来看，两篇文章写到最后都与“官场”有关：但是，《道士塔》旨在批判清末官场的腐朽无能，而《都江堰》则在启发现代官场要有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也许是因为《道士塔》中的批判态度太强烈了，人们不习惯于正视自己“血淋淋的伤疤”，人们更习惯于在一种“豪华的想象”中自我陶醉。这种批判精神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必须在“时代的选择”下逐步淘汰。
而就这一点来说，《都江堰》就显得柔和得多，委婉得多。这就像一个说话“滑头滑脑”的人，总是能够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至少他不曾无情地得罪过谁谁！
余秋雨（二）《道士塔》比《都江堰》更应该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余秋雨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这两篇文章都写得非常精彩。但是，从余秋雨本人的立场来看，他似乎更看重《道士塔》这篇文章。
《道士塔》和《都江堰》都出自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这本书，但是余秋雨将《道士塔》列在《文化苦旅》这本书的第一篇，毫无疑问显示了《道士塔》这篇文章在余秋雨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1.《道士塔》记录了中国人的愚昧悲剧和西方人的掠夺证据，应该永远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教训”！
《道士塔》将中国人的“愚昧”写得刻骨铭心，一大批举世罕见、弥足珍贵的敦煌画卷、经书等重要文献，竟然被“感恩式的赠送”给西方来客，“宝贝”在手却不能识别和保护，这是极大的悲剧和教训！
那些西方来客用极少数的银两，获得了地方官员的“许可证”，获得了王圆箓道士的“热烈欢迎”，这些“西方文化骗子”骗走了中国最宝贵的文献，临走时王圆箓还点头鞠躬地“欢送”：左一口“斯大人”，右一口“贝大人”，这是极大的讽刺和批判！
这笔“历史悲剧之账”，到现在我已不太好判定究竟是该记在王圆箓道士身上，还是应该记在那些“西方文化骗子”身上。但是我知道，这笔账不管记在谁身上，总得记着！
斯坦因（中间）以及他的运输队2.比起《都江堰》中“启发官员做好官”的用意，《道士塔》中“剖析敦煌文化悲剧原因”的用意更为深刻！
都江堰的宏伟固然应该宣扬，但是道士塔的悲剧更应该被铭记。直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要研究敦煌文化，“只能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来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竟然要自己掏钱到外国博物馆那里去借阅“副本”来研究，那些珍贵文献的“原件”资料，似乎永远不会再让中国人去触摸了。
余秋雨在写《都江堰》时，其用意在于“启发中国的官员能够像李冰一样做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从出发点来讲，这篇文章是写给“为官者”看的，然而实际上又有多少“为官者”来阅读这篇文章呢？
即使有人阅读了，而真正去学习、践行“李冰式精魂”的“为官者”又有多少呢？甚至有人还将《都江堰》这类似的文章，作为一些官员彰显“当地名胜”和“个人政绩”的重要凭借！真是太过离谱！
而《道士塔》则不同，它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看的，它的“受众面”要广大得多。《道士塔》并不是为了怂恿读者去游览参观那座“破旧”的道士塔，而是为了警示所有读者，尤其是要警示广大青年学生：在“道士塔”那个地方，我们曾经遗憾地失去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敦煌宝贵遗产；历史绝不能重演！
莫高窟藏经洞结束语:
无论是从思想的深刻性来讲，还是从内容的教育性来讲，《道士塔》都不应该从高中语文教材中删除。“都江堰”的功绩然应该千古流传，但是“道士塔”的悲剧更应该永远铭记！《道士塔》这篇文章，对于今天如何避免我们手中仅存的祖宗留下的珍宝流落到外国人的博物馆中去，仍然具有异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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